城市與水，誰的城市？

衛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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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似急於反轉城市景觀凌亂不堪之印象，北縣長周錫瑋搭著「縣升格」的必然漲勢，在「水專家」李鴻源副縣長的推助下，反覆以韓國「清溪川」，或國外都會公園案例的空間重整為師法對象，向公眾釋出重新與水共處的城市景致。然而上個週末，在台北縣政府與台大城鄉所共同合辦的「城市與水」國際城市論壇會議裡，卻現不平之鳴，更可笑的是在富麗的縣大樓舉辦閉幕演講時，面對平和發言的「三鶯部落」發言人，還需要動用警察維護副縣長顏面。


時值清溪川推手、韓國現任總統李明博生涯第一次重大政治危機，或許也恰是時機檢視台北縣的城市政策，反省並提問包圍著台灣首府而存在的台北縣，在晚近城市規劃嘗試開啟的北台兩大首城新競合關係中，其抽象數字、圖案，或實際操兵、推進的經驗，究竟要打造怎樣、誰的城市？

「水」是北縣新印象產製過程中尤為核心的元素。例一是預計在引灌新水和污水處理雙管齊下，將中正路北側的「中港大排」除臭、美化，期待透過建築物與大排之間關係的翻轉、改變，帶動整體建築硬體環境改善；例二是重新檢討數十年來僅發揮過七次實際功用之「二重疏洪道」的功能，新設縣民農園、防洪濕地，以增益大漢溪、新店溪等河川之遊憩效益的構想。

兩例總括了台北縣的功能定位：其一是持續做為北市的住宅供給地，如何改變街道表皮，在市中心地價居高不下的狀況下吸引居住者；以及第二，作為毗鄰政商中心的休憩去處，如何改善效益與效用。然而，令人疑懼卻也恰好在於此兩點，亦即這樣的解答，是否有效地從北台城市史察覺結構性的都市問題？能否呼應並解決現實的生存、生活，亦即作為發展中國家都市，長期以來的都市迅速與過度膨脹、公共設施不足、地方派系與房地產畸形炒作的社會實景？「城市與水」的意義究竟是什麼？

首先，以「二重疏洪道」為例的超大型都市休閒空間，在美麗的簡報中，我們看到它的如何大過紐約「中央公園」，然而警醒著看我們卻會察覺，它只是重複利用已透支了的公共空間，復以河川遊憩作為彷彿新增都市服務面積的印象效果，因而沒有真正解決都市擁擠、公共設施不足的問題。反而，今日要「再利用」這個因洪氾預測、提防架設過高等的錯誤而設計出的疏洪道時，北縣府無法回應的是，我們如何面對數十年前遭警察強行鎮壓而強迫拆遷的當地聚落、住戶？新的設計案中是否會有這段歷史、這些人？

第二，進行中的北縣河川整治計畫是一連串的景觀改造。該計畫已拆或預計拆除數個「違建群」，然而在「依法行政」的口號下，北縣府非但沒有注意沿岸遭拆遷的全是「阿美族」都市原住民部落、未嘗試從原住民的特殊性去理解和解決「阿美族」如何、為何落腳城市邊陲的河岸；甚且，在縣府用來合理化拆遷行為的「普遍利益」宣稱下，如何看待北台「普遍性」的屋頂加蓋？都市空間之所以凌亂、充斥違章建物、加蓋的真正歷史驅動力要如何在一樣的拆遷視野下進行解釋？

第三，最重要的，以「中港大排」為主的「都市內水」整治案例，美其名在重建都市人與水的關係，政府卻沒有說明，這些實質的環境的更新，其周邊社區的居住者會有怎樣的遭遇、更新過後會給原有社會網絡帶來什麼後果？說的更直接一點，中港大排兩側，一側是新莊體育館另側是新莊副都心，那麼日後由機場捷運、新莊縣所環繞、目前已被蠶食性「更新」的這個區域，將來究竟會變成怎麼樣的景致？

總體而言，後者，鄰近五股交流道、新莊中正路北側，的整個區域，亦即諸如捷運線、高鐵、副都心等眾多已完成或進行中的計畫所包圍著之區域，其未來房地產預期的總體效果，或許才是整串「新縣城」象徵規劃的真正內涵。

歷史動力的兩個部分都不可能從副縣長李鴻源的簡報中讀出來，其一是整個捷運發展、副都心的空間再結構計畫，與台北縣去工業化所釋出之土地的關連，其二是新莊地區的傳統地方派系，像是前兩任新莊市長（蔡家福即家福建設、黃林玲玲）所屬家族，與新莊開發之間的關係。然而這兩個謎團才是問題癥結所在，前者，直接指向了空間實體改造與市民意識之間的關連，也就是都市發展如何同時作為人的打造，而這也是馬英九之所以稱溪洲拆遷為「把你們當城市民」的原因；後者，則是現代化過程的核心，以空間重整來挽救經濟數字，和附著在經濟上的統治合法性。

就像李明博的政治危機所示，南韓人民遭遇的其實是美國政府的施壓，即龐大的國際政治與經濟權力支配網絡的血腥啃蝕。而再以紐約中央公園當初如何經由地產商推動、規劃的歷史來看，北縣市政規劃所透露的，終究也只是如何以未來數值持續膨脹支配者的政治經濟權力。北縣府口口聲聲提出的城市美學、環保、綠化等「新觀念」在此只是治理的工具，用來改造並選擇最適合之居住者的階級背景、都市意識，卻非解決不平衡發展甚至衰退之問題。

就像與會者David Harvey在閉幕場，亦即李鴻源上場、三鶯部落發言前所說的，兩天來的「城市與水」研討會中，除了美麗的簡報圖片、宏大的發展遠景之外，我們竟完全聽不見這些學院專家如何思考那供給城市不斷發展的「剩餘」究竟從誰的身上來？為了誰而耗費？放回「三鶯」等都市原住民部落的例子，李鴻源一席「Harvey的提醒我很贊成，我就是在做對話的工作」更何其弔詭，如果李先生無法注意到，都市原住民正是作為城市發展奠立其上的死屍、基礎而存在，那麼如何談論都市住民的「普遍權利」與生存現實？如果李先生只見到這事一群窮人、住不起一般住屋，但是卻看不見這群人是歷史發展的後果、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債務與代價，那麼「城市與水新觀念」，究竟要打造誰的城市？而我們的規劃學院，在這樣的場合又該抱持怎樣的立場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