部落拆除後第一次和父親談到比較實際的問題，我告訴他：「如果陳情沒能得到善意的回應，回來新莊，租的房子不大，但勉強可以擠得下。」他簡單有力的回答，「(台語)沒要緊，甘願賭，認輸，但是我嘸走。」這樣的父親，是我所陌生的。
小時候覺得父親是一個溫和且安靜的人。不在外地工作，就是在田裡農忙的他，沒有太多時間跟我們小孩子相處。但在那沒有撒嬌的畫面裡，卻永遠有著各種關心：就算成績不理想，還是能得到鼓勵；不管我們是女孩子，他還是教我和姊姊騎打檔的石橋機車、開手排的小發財車，還有釣魚、插秧……。這是父親用他認為對的，也是僅會的方式去教育、愛他的孩子。
不過這樣的老爸卻也可以一腳雨鞋，一腳脫鞋從菜園走回屋子。他以為他怎麼了？其實是想事情太專注了。記得有一次老爸發動他的寶貝石橋125載著老媽去台東市辦事情，不知怎麼的就忽地自個兒騎著車走了，留下一臉錯愕的老媽，和覺得好笑的孩子們。10分鐘後到家的老爸說奇怪，怎麼都沒回應他的話，回頭才發現老媽、小孩根本沒上車！一家人在已經被法院貼了封條的家門前，笑成一團。
「每次到了選舉，候選人永遠都會載著一箱箱的米酒進來村子裡。酒過三巡，票當然要投給送酒來的人。二十幾年前，原住民部落或者其它村落，都是這樣。」這是老爸最愛說的故事，也是他對政治極度失望，以及生為原住民感到可悲的地方。當年我要北上時，他只簡單交待我幾件事情：原住民的身份，不必太清楚的講，家中的事，不必對外人多說；二是壞人很多，不要太相信陌生人；三不必每一個朋友都是好朋友。
父親的悲觀也許來自他自身不太好的經驗：趁夜搬家的鄰居、翻臉不認帳的好朋友，他們都留下債務，送給當保人的父親焦頭爛額，只能無語問蒼天；即將收成的農作物，被強颱摧毀或被層層剝削賣不到好價錢。離開故鄉來到都市，父親說：「現在才明白為什麼大家都要來台北，因為這裡才有錢賺」。這是他給台北的評語，沒有輕蔑，只有感慨他的夢想竟在故鄉以外的地方完成。
接二連三的打擊，把我們全家從台東一路推到台北。父親用他堅定的腳步走過，未曾逃避，只因身旁的家人是他必須堅強的理由，直到今天，父親仍然用堅定的腳步站在三鶯部落。
我想，他這次不只是為了家人，更是為自己作為一個原住民的命運而站。
2008/6/3
註：照片人物為洪鳳琴的父親，洪春枝。江一豪攝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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