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是第二次預備庭，主要是勘驗警方拍攝的影片。
法官看得非常仔細，常常為了確認當時狀況或誰說了什麼而反覆觀看。但是即使如此，仍不免發生「走鐘」的情況。
比如有一段是十四張自救會會長洪仁鐘在當天抗議現場（新北市政府前）突然遭警方強行帶走，現場民眾群情激憤要求警方立刻放人，而當天行動的主持人之一（也就是被告江一豪）在群眾呼完口號之後，對警方說了一句話：「要放否？（台語）」。
法官正準備要書記官把這句話記錄下來時，庭訊過程中幾乎靜默的檢察官，像抓到被告的小辮子般，露出難得的笑容並提出異議，表示他聽到影片中江一豪說的是：「要撞否？（台語）」。但是被告與法官都表示，他們聽到的是「要放否」（詢問警方要不要釋放洪仁鐘）。總之，為了釐清真相，只好重播影片。
於是，所有人都豎起耳朵再聽一次。
這次聽完，結果卻完全顛倒過來了。檢察官似乎有點失望地表示， 他也聽到了「要放否」，反倒是法官卻說這次她聽到的是「要撞否」。此時一旁的書記官說，她聽到的也是「要放否」。每個人的耳朵都聽到不一樣的東西，怎麼辦？只好再聽一次。
第三次重播，法官很確定她聽到的是「要放否」，但檢察官卻說他又聽到了「要撞否」。在這理應嚴肅以對的場合，大家卻都笑了出來。
司法作為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，必須是非分明、公平公正，無法容許模稜兩可。明明機器播出同樣的影像和聲音，傳達到不同人的耳朵裡，卻有這麼大的差異。也許就像這個社會，有些人試圖為自己的生存權利發聲，但是聽在警察、市府公務員耳裡的感覺，就跟聲援民眾截然不同。
藉由攝影機所呈現的「客觀事實」以及當事人的說明，法官試圖重回現場，判斷被告當時是否構成犯罪。但是，坐在法庭的法官，真的能從卷宗與影片看出來哪邊才受欺壓的一方嗎？
從「要放否？」到「要撞否？」一字之差就可能框架出不同的意圖（要求釋放或鼓動衝撞），進而影響判決。但是回到當天的抗爭現場，自救會與聲援群眾大多是老弱婦孺，面對市政府派出的優勢警力（甚至出動霹靂小組），就算真有衝撞，也絕對無法對市府造成任何威脅與傷害；反觀市府與捷運局對十四張居民的迫遷，才是實實在在的傷害與壓迫（十四張抗爭居民的家已於2011/12/1被強制拆除），這些細緻幽微的權力軌跡，是可以用一句「與本案無關」就輕鬆帶過的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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