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聯合報╱楊志良】
台灣政府窮、百姓窮、富人益富，對全民健康造成巨大威脅。台灣稅收，即政府每年可掌握的資源，只占GDP的12%，是韓國24%的一半，更不要談英、法、德的30%以上，或北歐四國的40至50%。若與蔣經國時期的20至24%相比，目前政府還少了一萬億（一兆）以上的稅收。
稅收 來自受薪階級
嚴重的是已不多的稅收，75%來自受薪階級（勞動者）繳交的所得稅；台灣富人投資所得，如近年全台炒房、炒股的1.7兆獲利，卻幾乎不用交稅。有位帝寶屋主兩年內買賣豪宅，賺了8200萬，只繳稅305萬，實質稅率3.71%；23家獲利百億以上的大企業，15家實質稅率10%以下，平均稅率只9.1%，遠低於已經偏低的營利事業所得稅17%（《天下》雜誌506及523期）。
減稅 勞動者未受惠
近年政府及財經專家多倡言減稅，包括遺贈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，認為降稅會促進資本家投資及創造就業機會，普羅大眾也獲益。
但是台灣過去10年平均經濟成長率為3至4%，薪資卻倒退16年；在勞動者薪資倒退的同時，房地產卻是不跌反漲，勞動者更買不起房子，增加社會不公與痛苦。
可見經濟成長的果實均歸大戶及財團，資本家從減稅所獲得的鉅額利益，並未「自動」流向受薪階層，而是全投入房市與股市炒作，獲取更多不當利益。富者益富、貧者益貧的惡性循環，就此形成。
多年來，政府的財經政策是貶抑勞動價值（受雇者均屬勞動階級），而偏袒資本家。但以上事實早就證明，減稅以促進經濟發展的新自由主義想法，若無特殊配套及環境，只會更加惡化所得分配。
稅制不公，社會必然不義，貪腐盛行，蚊子館到處蓋，民眾更不樂意繳稅；稅制不改，台灣的政、商、民代更明目張膽相互勾結、欺壓勞動者。
這些「新自由主義者」也常倡言，所得重分配會導致民眾懶惰，以及財富重分配需要政府介入，即交易成本（transaction cost）會導致沒效率，所以一切均要民營化。
但國營的中鋼公司在趙耀東的領導下，建立了良好的制度及公司文化，一直是最有競爭力的鋼鐵公司。
台灣公辦的全民健保，雖然遭受醫界及病患的雙重苛責，但行政成本不到2%，世界最低，比起美國民營健保公司的20%更不在話下，首任總經理葉金川及續任者建立的健保局文化，功不可沒。
北歐四國在生產上採行自由市場，但分配採社會主義，因為政府施政透明、廉潔、公部門龐大（丹麥38%勞動力受雇於政府），照顧弱勢者及家庭，北歐國家相較於高度資本主義國家，他們反而經濟成長良好、失業率低，民眾健康幸福，更是最好的反例。
弱勢 照顧經費不足
宏觀來說，稅制不公，稅收占GDP的比率低，政府就沒有足夠經費從事醫療保健工作及照顧弱勢與家庭。例如台灣每10萬人口的食品衛生人員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，香港的十三分之一，就算日夜加班，食品業者每7.5年才被稽查一次。
台灣政府沒經費普遍辦理長期照護結果，造成無力照顧病弱家人發生人倫悲劇，如老先生釘死老太太，癌末哥哥打死肢障弟弟，老翁推妻子入水池淹死。國內老人自殺率逐年升高，單親弱勢媽媽到大賣場偷嬰兒奶粉已不是什麼新聞。
有人說低成本、高效益的公共衛生預算占醫療保健費用的比率偏低，不及3%，是否應增加比率？當然應該增加，但台灣醫療健保的整體費用已經偏低，「生吃都不夠，還想要曬成乾」，只能期待增加公共衛生預算，但因政府窮，各部會包括公共衛生預算都在減少中。
健康 改革稅制著手
微觀來說，稅制不公又如何影響健康？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的報告一再顯示，低收入及所得不均影響健康甚巨，是最重要的健康社會決定因素（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）。所得不均造成廣大的低所得者及低社會階層，除了營養、居住、環境、教育均處於劣勢外，通常也處於工作環境惡劣、超時工作、職業傷害頻繁的血汗機構；另一方面也較容易有不健康的行為，如缺乏運動、肥胖、物質濫用（菸、酒、檳榔、藥物），這些都不利於國民健康。
所以，稅制不公，有害國民健康；換句話說，增進全民健康，須自公平稅制始。
（本文作者楊志良為前衛生署長、現為亞洲大學講座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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