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，我在想的是

文／江一豪

前言：

2012年11月1日，三鶯部落一間剛修繕完成的家屋，遭市政府片面認定為新增違建，並張貼拆除公告。由於部落易地重建的計畫已推動近2年，族人在驚訝之餘，試圖與市府爭取協商，在未能獲得善意回應後，只能決定上街抗議。沒人想得到，我們會在4年後的同一天，站在同樣的大樓前呼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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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11月12日，三鶯部落在即將遭逢第8次拆遷前，走向台北縣政府落髮抗議。那天，絕大部分的媒體都等在台北看守所前，迎接台灣政治史上第一個被收押的總統；那天，我躲在縣府附近的小巷裡，獨自排練待會兒的行動；我還記得，是英花替我剃的頭髮。那時候，我跟她還不熟，但記得自己這樣安慰她：不要哭，我們沒有錯……

4年，可以有很多回憶。但站在同樣的大樓前，我在想的是，
為什麼我們今天的行動，不用阿美族語進行呢？

所有曾經親臨抗爭第一線的朋友，必然都不陌生這樣的場景──即便我們並不擅長這款步數、即便我們的資源遠不如對立面，但還是得硬著頭皮，針對所有可能的情況與利害，分析分析再分析。

可是靜英常常都聽不懂。

其實不只是靜英，每每部落遇到狀況，必須要用較複雜且帶著算計的思考進行討論時，族人不是心有旁騖，就是呵欠連連。語言，有其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；作為思考的工具，人們所慣用的言語必然反應了這個族裔對世界的掌握與想像。於是我不免會這樣理解，從小生長在部落的靜英、在生命的養成過程中，其實並沒有如漢族般對於利害錙銖必較的土壤，以致她根本無法找出相對應的語言，更遑論以此思考。

這個發現倒不致輕率地推理出，所以漢族果然比較邪惡這個結論。只是無法推翻的事實是，在這個社會裡，終究有人掌握些優勢，而且有意無意地從另一部分人身上佔了些便宜。否則為什麼到現在，三鶯部落的族人還是常常會被老闆拖欠工資、被包商倒帳？這些人總有一套似是而非的理由與方法，讓族人每每自認倒楣地回到部落生自己的悶氣。

回到語言這件事，件隨三鶯部落抗爭四年多的日子，也有幾回讓我羞愧的經驗。就拿老哥德恩來說，好幾次在部落當族人用母語滔滔不絕聊開的時候，他都會揚起音量對大家說：「講國語。」──好讓身為中文人的我也能聽得懂。可是，在自己的部落裡，族人說的不正是屬於自己的「國語」嗎？

同樣讓我尷尬的還有一次，已經忘了多年前那次對話是怎麼開始的，只記得其中的關鍵是一位年輕的族人問我：「你知道為什麼族人願意相信你的話嗎？」「不知道。」其實我猜大概是這一年多來不間斷地關心與陪伴吧，沒想到她斬釘截鐵地說：「因為你是漢人。」

順著這個說法，我走向原先並不自覺的世界，逼使自己去面對跟三鶯部落的關係，也在隨著與她們相交日深後，進一步思索關於權力這回事。

是與非、善與惡，並不取決於血液或語言。(總不會所有漢人都是混蛋吧？)但在權力支配的發展過程中，某些族裔的確享有一些優勢，並逐步建立方便他們使弄的遊戲規則與工具，不是嗎？

四年後的11月12日，我站在阿里跟富美的身邊、站在已經換了名字的市政府，看著她們跟我當年一樣，擬草稿、作演練、夜不成眠，還得擎起麥克風，努力地用「國語」主持這場抗議行動。幾十公尺外，市府代表站在印刷精美的海報前，好整以暇、斯條慢理地跟記者說明他們「依法行政」的根據，無論部落怎麼要求，他就是不情願走到族人面前，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給個說法。

身為一個漢人、中文人，我曾經佔了些許的優勢卻不自知；
而這位代表公權力的市府代表，有沒有想過，
今天的說明，為什麼不是用阿美族語進行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