戰後嬰兒潮的世代應該很難相信：這一代終生的努力竟造成下一代的普遍沉淪──實質薪水倒退十五年，高學歷的年輕人被迫要去做小學畢業就可以做的工作，而房價高到只有少數人買得起。像我這樣放棄歐洲高薪工作而矢志回來建設故鄉的人，更是難堪：一輩子的努力，竟然讓下一代更加看不到未來！
無獨有偶地，美國的平面媒體也在指控戰後嬰兒潮的世代債留子孫，讓美國有百分之卅三的機率會在卅年內破產。年輕人被迫延長受教時間，忍受飆漲的學費和學貸，畢業後卻看不見何時才買得起車。年輕世代甚至指控上一代是吸血蟲：掌握絕大多數的政治與經濟資源，卻只知享受和製造問題，斷送下一代的未來。
許多經濟評論開始羨慕起德國和北歐：他們的貧富差距遠比美國小，國債遠比美國低（挪威和瑞典的國債甚至是負的），失業率遠低於美國，經濟成長率高於或接近美國，從全球金融風暴中復甦的速度遠高於美國。
英國的ＢＢＣ這樣形容德國：「工時比鄰國短，學童上學時間僅鄰國的四分之三，工人不特別勤奮，一點都不像是會在經濟上成功。但德國卻是全球第二大出口國，可以隻手阻擋歐元區的經濟衰退，富裕到足以拯救歐元。」
教育水準低，工時短，為何反而有較高的產出？靠前人的庇蔭。德國、荷蘭和北歐國家都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公司，勞資關係穩定，前輩的技術和經驗可以整合進公司的組織、管理、研發與製造中，從而用低工時創造高產值。以自動化機械與交通運輸系統的生產為例，百年公司出國競逐國際標時，只需把過去累積的數十萬套設計圖拿來修改、重組，即可符合客戶的需要，且有百年經驗擔保品質；反之，新興公司要從頭設計起，還到處顧慮不周。而且，百年公司的設計與生產皆已模組化，又以全球為市場而有規模經濟的優勢，因此造價也比較便宜。
德國能而英美不能，就因為德國資本流動率低而勞工權益受到充分的保障。德國以超高的資本利得稅防範房地產與金融市場的投機炒作，使資金傾向於長期而審慎的投資；他們讓勞工參與公司經營，不景氣時以勞資協商減少工時與工資而不解雇。資本流動與解僱勞工都太困難，誘使資方積極從事可永續的投資與經營，而勞方也願意將個人智慧與經驗交付給公司，並戮力參予技術升級。因此，資本與技術都留在公司累積，讓後代坐享前人的餘蔭。
反之，美國資本流動太快，炒作成風使經濟系統不穩定而風險高，矽谷創業成功率僅百分之三，而成功的果實歸於極少數人。產業變遷快速，前一代人的經驗、技術與智慧皆無法累積，因此絕大多數人的實質生活都無法改善，還反而倒退。
荷蘭和北歐的制度跟德國相近，屬於庇蔭後代的「全民經濟」，社會可以持續進步；美國則是贏者通吃而遺禍子孫的「富人經濟」，社會無法持續發展，還瀕於覆沒的邊緣。
但是台灣卻不學歐洲而學美國，甚至比美國更惡劣。台灣的房地產稅是美國的百分之十，日本的百分之二點五，遠比美國更鼓勵金錢遊戲與劫貧濟富，讓想要永續經營的業者在這文化下難以作為。卅年下來，富了個人而毀了整個社會和下一代的未來。
我們是該認真地反省了！
（作者為劍橋大學工程博士，清大榮譽退休教授）
【2012/10/20 聯合報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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