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今走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，或許很難想像，過去這裡到處都是「違建」。根據官方於1963年的統計，當時約有29萬人居住在違章建築，佔全市人口的1/3。同時期的高雄市，也有超過20%的人口棲身在這類房舍裡。
昔日國民政府遭遇國共內戰失利，面對200萬的移民潮，以及後續作戰所需的龐大經費，根本無瑕提出任何居住政策，於是在各公有地簡易搭建起來的聚落──如同多年前被台北市長陳水扁強拆的十四、十五號公園預定地上的400多戶居民，曾經是一時期台灣人的集體記憶。
隨後在冷戰局勢成形，反攻大陸機會日漸渺茫，國民黨政府在美援的協助下，才開始致力台灣本島建設。台灣經濟，才由農業轉型為工商業發展，一路從進口替代步入出口導向，將為數龐大的農村人口吸納至都市，開啟另一波城鄉移民潮。與此同時，隨著1973石油危機而來的物價上漲，帶動中上階層為了保值與轉手圖利，紛紛搶購房地產，讓原本平穩的房價產生劇烈波動。大台北地區尤其是台北市，在1964~1979這十五年間的地價，紛紛上漲20~30倍不等。以當年台北的敦化南路為例，房價從1972年的每坪一萬七千元，隔年竟已飆到四萬元，而當年台北市有近七成的家庭年平均收入低於14.5萬。
為了解決住的問題，除了針對部分違建戶提出「整建住宅」，以及供一般民眾購買的「國民住宅」，當時中央最重要的「居住政策」其實是以低標準的營建法規，搭配一定程度的「行政怠惰」，放任民間市場興建一系列半合法或不合法的非正式住宅。隨後更在1983年修法，供地方政府放寬違章建築的認定基準。根據統計，這類非正式住宅，在70年代，僅僅五年時間，就生產出佔台北市31%、台北縣42%的歷年住宅生產總量。換言之，正是這類在國家法權默認下產生的非正式住宅，緩和了都會地區中下階層的住宅需求。
事實上，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，本來就是仰賴這些非正式部門──包括低規格的勞動法令、應急變通的都市計劃，以及前述低標準的營建法規，來換取或緩和經濟成長背後，政府無能或不願擔負的各種勞動人權與社會福利。然而台灣的基層人民多年來倒也所求不多，只要能維持溫飽即可；對於無法也不想靠土地房屋謀求暴利的住民，也不甚在乎自己的家是不是違章建築，可以遮風蔽雨就好。
然而隨著所謂的都市發展，並搭配被視為進步象徵的、不斷四處延伸的大眾捷運路網持續開通，這些違建社區是不被允許，更是難以想像的。但只要看到類似「美河市」這些以販賣河岸景觀為號召的捷運共構豪宅建案，就可赤裸裸地看見，這些違建社區所「冒犯」的是：以提高房價為前提的土地／住宅商品化邏輯。當都市發展的想像，已被每坪單價高低視為唯一標準佔據，又怎麼可能容得下基層人民的棲身之所？
只是當公權力每每用低廉補償金，並搭配怪手剷除這些基層人民的家園時，又該如何自圓他們放任這隨處可見的長達四、五十年的「違建社區」？必須這麼說，三鶯部落也好、新店十四張聚落也好，她們的存在其實是一部記錄台灣政府居住政策的活歷史；她們並沒有想要侵犯其他人的生存領域，卻被土地開發的腳步所侵犯。
在已經浮現的各類社會住宅個案中，目前還沒有看到三鶯部落的聚會所，或是十四張居民信仰中心的太子宮這類建物的規劃。可是在居民安身的社區裡，這卻已是真真實實的存在。如果三鶯部落的重建未能實現、十四張居民流離四散，那必須說，這些時日以來被喊得震天價響的社會住宅政策，真正透露的其實並非進步的社會福利思維，而是國家機器試圖掩飾驅逐都市邊緣人民的煙霧而已。
反迫遷行動小組敬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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