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中國時報╱楊渡專欄】2013/07/24
於是我們開始追問：從三十年前的八尺門，到現在的三鶯部落，原住民在台灣的「第三世界」邊緣位置，可曾得到改變？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成立了，政府的原住民委員會也成立了，多少原住民的報導文學、紀錄片、電影作品，在關曉榮之後，成為熱點，但原住民的處境，真的有改善嗎？在觀光與文化傳承之間，在流離漂泊與回歸民族根源之間，原住民有什麼選擇？當我們的報導結束後，我們可曾為原住民的命運，一起奮鬥？
三十年時間，生命可以變成什麼樣子？
三十年時間，國家可以變成什麼樣子？
一個紀錄者如果用三十年光陰來拍攝一個族落，那是如何對比的感覺呢？世間有這樣執著的紀錄者嗎？
一九八四年，關曉榮去八尺門做紀錄攝影的時候，台灣的文化仍在啟蒙階段。那時《人間》正在籌備，剛剛富裕起來的社會，正像今天的大陸一樣，房地產飆升，股票起漲，彷彿一切都有可能。而原住民仍被稱為「山胞」、「山地人」，缺乏關注，更不必說關懷都市原住民這樣的課題。
而《人間》雜誌的創刊，卻像一個異數，向轉型中的台灣社會，發出良知的召喚：「我們抵死也不肯相信：今天在台灣的中國人，心靈已經堆滿了永不飽足的物質慾望，甚至使我們的關心、希望和愛，再也沒有立足的餘地。不，我們不信！因此，我們盼望透過《人間》，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熱絡起來；使彼此冷漠的社會，重新互相關懷；使相互生疏的人，重新建立對彼此生活與情感的理解；使塵封的心，能夠重新去相信、希望、愛和感動，共同為了重新建造更適合人所居住的世界，為了再造一個新的、優美的、崇高的精神文明，和睦團結，熱情地生活。」
這是《人間》雜誌當時的發刊詞，作家陳映真寫的。他抵押了自己房子，召喚一群年輕的理想主義者，來辦這樣的雜誌。
關曉榮的八尺門報導攝影作品，就作為創刊號的封面，引起台灣社會的震撼。當年那一張彷彿吉普賽人的阿美族少年照片，見證著台灣社會內部有一個迥異於漢族的「第三世界」，那是流離遷徙、漂泊輾轉的底層世界。那就是一個典型的都市原住民世界。作為人文關懷的刊物，《人間》見證著台灣社會劇烈的變遷，卻也在「股票升天、人文落地」的時刻宣告停刊。
關曉榮離開八尺門後，曾去蘭嶼作為期一年的長住調查採訪，在《人間》寫作了十二期的報導，召喚了蘭嶼的青年郭健平等，開始蘭嶼的第一次反核運動；也曾去台南藝術大學教書，但三十年過去之後，他並未放棄對八尺門的關注，他依舊回頭注視著當年，做為《人間》封面的那孩子，到哪裡去了？
是啊，我們注視過、關懷過的生命，在事件過去之後，還剩下什麼？他們在哪裡？我們曾經改變了什麼？或者什麼都未曾改變？
於是我們開始追問：從三十年前的八尺門，到現在的三鶯部落，原住民在台灣的「第三世界」邊緣位置，可曾得到改變？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成立了，政府的原住民委員會也成立了，多少原住民的報導文學、紀錄片、電影作品，在關曉榮之後，成為熱點，但原住民的處境，真的有改善嗎？在觀光與文化傳承之間，在流離漂泊與回歸民族根源之間，原住民有什麼選擇？當我們的報導結束後，我們可曾為原住民的命運，一起奮鬥？
這便是關曉榮最近要出版八尺門攝影作品，並舉辦攝影展，讓人深深感動的地方。因為，很少有一個攝影者，這麼長期的關注一個地方、一群少數民族，以近三十年的光陰，追索人們命運流離的軌跡。
而在攝影者長長的時間的凝視下，那原住民命運的軌跡，終於如實的呈現出來。當年那個流浪形象的少年，現在在哪裡？當時在港口寫功課的孩子，現在如何了？每一個人的命運，就是為時代的巨變作了一次真實的見證。
因為長時間觀察反省所形成的歷史脈胳，我們終於知道：原住民的命運，竟有如台灣社會的命運二重奏，它呈現的，就是我們的底層生命。這生命不自由的、流離漂泊的本質，並未改變，只是在全球化、資本主義化的結構下，沉得更深，釘得更牢，更難以改變；因為太習以為常，更難被看見。
看著關曉榮紀錄的八尺門影像，內心竟有深深的感動。他彷彿用那些黑白的影像、歲月的容顏，在召喚一九八○年代理想主義的情懷。還記得那時，陳映真總是在復興南路巷子的辦公室裡，認真的問年輕人：「人啊，該怎麼個活法，才算真正的活過呢？」
那叩問的聲音，總是在午夜還會時時來敲打著…。（作者為作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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